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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以吨计的瓷器 八思巴纪年文字现身龙泉窑

核心提示:大规模揭露陶瓷生产工艺流程找到明代烧造宫廷用瓷的实物依据  龙泉窑遗址于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烧造历史之悠久、窑址分布之密集、生产规模之庞大,是其他窑系无法比拟的。大窑枫洞岩窑址...

     

大规模揭露陶瓷生产工艺流程   找到明代烧造宫廷用瓷的实物依据  


    龙泉窑遗址于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烧造历史之悠久、窑址分布之密集、生产规模之庞大,是其他窑系无法比拟的。大窑枫洞岩窑址位于浙江省龙泉县小梅镇大窑村北部约1500米的峡谷中,峡谷俗名“岙底”,谷底有小溪潺潺流过,小溪名“岙底溪”,窑址下小溪上有水碓故址,名“双碓”。
  
    2006年9月至2007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龙泉青瓷博物馆联合对枫洞岩窑址进行了发掘,共发掘面积1600余平方米,揭露了一系列的作坊遗迹,出土了大量的窑具和瓷片,取得了重大成果。
 
    1.本次发掘的枫洞岩窑址,出土了数以吨计的瓷器,其烧成年代为元、明时期,为龙泉窑的分期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特别是其中“永乐九年(1411年)”、“永乐辛卯(1411年)”、“乙卯中……(洪武八年1375年或宣德十年1435年)”及八思巴文字等纪年文字和具有非常明确的使用年代的标本的发现,对龙泉窑断代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明代地层的确立,是本次发掘的一大收获。在TN12W3Z-10.2、TN16W3Z-10.2等探方内都发现了明确的明代地层并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瓷器,尤其是TN15E4Z-5.5中明代地层厚达6.5米,分23层,这在过去的发掘中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些重要发现,使得明代龙泉窑成为中国青瓷史上又一个也是最后的一个靓点,它推翻了明代龙泉窑已衰落的观点,还原了一段真实的历史。
 
   在出土的瓷器中,有、大墩、盘、格盘、执壶、高足杯、爵杯、荷叶盖、鸟食、炉、香熏、洗、福寿瓶、玉壶春瓶、梅瓶、花盆、、盅、笔架、笔筒、人物及动物塑像、灯、烛台、器座、器盖、台、滴、碾、饰件等,类型丰富,品种多样,器型端巧精致、形制新颖、胎质细腻,釉色莹绿润泽、沉着柔和。元代青瓷产品器型粗大,胎体较厚,釉层较薄,明代青瓷产品器型比元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胎体厚重,出土大盘直径最大达62厘米。
  
    另外还出土了一些生产工具,如碓头、碓柱、石磨、荡箍、轴顶、火照、火照钩、投柴孔塞、修坯刀等,很多都是极为难得的发现,对研究当时完整的制作生产过程具有较高的价值。
  
    其制作工艺和装饰技法也十分丰富,采用刻、印、划、贴塑、压模、捏塑等多种手法,每种技法在不同器物上的应用都恰如其分地表现出制作者的高超技术并体现出器物的主题,表明工匠们对制作技术的应用已到了自如的地步。出土模具多件,制作精细,其中既有花卉纹饰模具,也有器物造型模具。装饰纹样有龙纹、凤纹、双鱼纹、八卦纹、莲瓣纹、福禄寿喻意纹、人物故事、波涛纹、海涛天马纹、回纹、钱纹及菊花、桃树等多种花卉果木纹饰,花纹繁复,变化多样,组合巧致,令人赞不绝口。人物故事纹饰最早出现于元代,很明显是受戏曲小说等俗文学影响而产生的,到了明代则更加流行,反映了情趣偏好和大众化的需求。
  
    此外,瓷器和窑具上还发现了许多文字,既有标志使用者或制作者的铭记,如顾氏、顾闾祠堂、陈、王氏、陈□刻、毛字记号、李用记号、陈置、山中人、为□堂记、桂林用等;又有吉祥用语,如金玉满堂、清香美酒、吉、大吉、吉利、福、福寿、二月吉等;更有制作样式和用途的记号,如官、供、弍号、三样三个……以及纪年文字“永乐九年十一月廿九日立毛字记号”、“永乐秋辛卯太岁吉日置号”和八思巴文字。这些文字材料既是窑场生产情况的真实反映,又对判断窑场的性质和年代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为明代地层的确立,特别是纪年文字的出土,以前被认作是元代的产品,如今均可以判断为明代初期,对龙泉窑的编年断代具有重要的意义。
  
    2.对生产作坊遗迹的大规模揭露,是本次发掘的又一重要成果。整个陶瓷生产工艺流程中的各个环节,诸如堆料场地、成型车间、烧成窑炉、居住存货等遗迹,均有大规模的揭露,这在陶瓷考古中也是少有的。
  
    本次发掘共揭露房子6处,包括至少有7次叠压打破关系的龙窑1处,辘轳坑2处,素烧炉1处,储泥池3处,井1处,以及与房子配套的卵石铺的路面11处、排水沟14条、石墙和匣墙体23处。
  
    其中Y1保存较好。该窑炉长29.6米,宽1.25~2.25米,坡度13°。窑头部位发现有相对完整的火膛和通风口,火膛中留有完好的炉箅,在火膛前还发现了专门用于通风的通风道,窑炉两侧发现有柱础石、护墙和排水沟。窑炉窑壁的砌法都是底部窑砖错缝平砌,而上部则用匣垒砌。窑门宽约55~60厘米,间距约220~230厘米。排烟室保存完好,后壁挡火墙保存完整,高152厘米,底部有烟道8个,以砖柱间隔,高36厘米。排烟室后墙残高170厘米,排烟坑宽20~30厘米,底部宽、顶部窄。从保存状况来看,该窑炉通过挡火墙的底部和顶部排烟。
  
    在窑尾发现有大型匣,直径70厘米,烧大型器物的。而根据以前的认识,窑尾由于风的抽力不够,一般达不到需要的烧成温度。而我们在窑尾两侧可以清晰地看到4~7个保存较好的投柴孔痕迹,间距仅80厘米,比以往发现的投柴孔的密度要大,投柴孔附近可以看到厚厚的窑汗,说明当时窑工已经很好地掌握了龙窑的烧成技术,用增加投柴孔的密度来提高窑炉的温度,以达到烧成大型器物的温度要求。
  
    而窑炉北侧的房屋建筑,其考究的建筑设施和精心选择的地理位置,显示出窑场主人的富有和气派,房址长22米,宽11.8米。该建筑由房基和院落组成,房基周边用卵石包边;院落地面多用卵石铺成,这些铺砌的卵石组合成精美的菱形方格图案,独运匠心。院落的东南角有一门与窑炉烧成区域相通。在房基上出土的“顾闾祠堂”瓷片的发现,暗示了其建筑的功用,这给了人们巨大的想象空间,我们推测窑场的主人在祠堂祭祀后,通过院落的门,进入烧成区,在窑炉的火膛点火,开始烧窑,如果这一切无误,那么这是迄今为止仅有的,也是极为重要的发现,为研究当时的窑场生产组织制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其他房屋遗迹如F1,平面呈方形,长5.5米,宽4.85米,底部用匣底片铺成,可能为居住遗迹。而F4平面呈长方形,已经发掘的长度为35米,宽7米,墙壁由石块和匣垒成,在东西两个墙体上有规律的匣柱,应为单面坡顶建筑。地面铺以一层青胶泥和青灰土面用以防止渗水,其上发现大量碎瓦片,该建筑应为瓦房。西边石墙中间开有门道,门外有规整的石铺路面,推测是居住存货用房。
  
    另外,发现辘轳坑和旁侧一个由石块组成的圆形台面,用于拉坯和存放拉坯所用的瓷泥,如此配套的拉坯场所也属首次发现。
  
    3.找到了龙泉窑在明代烧造宫廷用瓷的实物依据。
  
    《大明会典卷一百九十四·陶器》条述:“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制样,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
  
    《明宪宗实录·卷一》又记载了成化元年正月乙亥,诏“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役烧造磁器,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委官员即便回京,违者罪之。”
  
    对于文献与具体的烧造窑场的印证,是中国陶瓷史上一直想求而未得的。本次发掘中,出土了一批制作工整、纹样精细、釉色滋润、器形庞大的瓷器,这些器形有梅瓶、玉壶春、执壶、、盘、高足杯,其中、盘的数量最多。胎普遍较厚,胎色较白,施多次釉。釉色均匀莹润,分光素与刻花两种,梅瓶、玉壶春瓶、执壶等器形削足垫烧,、盘裹足施袖,外底部刮掉一圈袖,用来垫支具,不少残底都可看见垫烧支具的痕迹,其刮釉工序之规整、精致,令人赞叹。素烧坯的发现和多次施釉工艺的运用说明,有些器物是经过素烧后再上釉烧的。在窑址中也发现了素烧炉,可以印证。这些器物根据现有的认识,基本处在明永乐朝,而洪武时期瓷器釉层较永乐薄,也因此而推测素烧炉的年代大致为明永乐时期。
  
    其装饰工艺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刀法流畅娴熟,施釉恰到好处,釉层厚薄适宜,施釉过厚影响到纹饰主题的体现,太薄则使器物胎体瑕疵显现,影响到器物的美观。
  
    这些瓷器的精美程度是以往龙泉窑瓷器中少见的,特别是有些器形明显不是一般的日用器,而是祭祀用器,这些器物主要出土于明洪武永乐年间的地层中;而传世的类似实物中,主要见于海峡两岸故宫和土耳其的托普卡比宫等高等级规格处,说明其性质不是普通的民用产品,而是宫廷用瓷。特别是出土器物中,在瓷器上刻有五爪龙、“官”字款等,非常明确了其实物的性质,也对文献中关于处州烧造宫廷用瓷的记载,做了很好的诠释。
  
    4、对当时宫廷用瓷取得途径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明承元制,凡朝廷烧制瓷器,必由内府定夺样制”(《大明会典》)。
  
    在出土的明代实物中,双鱼盘内印有“弍号”字样,而在一垫具上则划写“三样三个,花;三样三个,内花一个;二样三个,光;四样二个,光;二样五个,花”等文字。而出土的明代宫廷用瓷,其器型和纹样与景德镇出土的宫廷用瓷相同,应该是采用了相同的图样制作。这验证了文献中记载的“须要定夺制样”的规定,说明这是当时宫廷用瓷的主要生产方式。景德镇龙珠阁御窑遗址发掘中也发现不少瓷样标本,如“四十九号十八样”“十一号十二年样”“二十年戊七十号”“五十七年样”等共十三件。而本次发掘出土垫具上发现的“光”“花”字样,也和出土的宫廷用瓷分光素和刻花两种相印证。
  
    “弍号”应是一个器物型号,是按照宫廷给的样制作的。接到样单,必须严格按照他们要求的式样图制作,其中有很多型号。而“三样三个,花;三样三个,内花一个;二样三个,光;四样二个,光;二样五个,花”说明这个“样”还不是成品,而是根据宫廷给的图样制作的样品,也就是试验品,还处于宫廷用瓷生产中的中间环节,有待宫廷审核认可后,才能批量制作,如果没有达到标准,还得根据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或重新制作。此垫具的发现,不但说明了样品的型号,而且还给出了样品制作的数量。
  
    尽管本次考古工作还是阶段性的,但其在学术上的意义,却已经是划时代的,它必将在中国陶瓷史的研究中写上重重的一笔。(沈岳明、徐军、祝丽英、杨冠福、胡小平)

中国文物报2007年2月23日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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