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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的概述

核心提示:我国出土资料证明,新石器时代早期已有玉器。在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少量玉珠、玉管和玉玦等。但我国玉器的起源,应当比这更早。玉器脱胎于石器的母体,远远超越了石器。最初只是小玉块钻一孔用作...

我国出土资料证明,新石器时代早期已有玉器。在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少量玉珠、玉管和玉玦等。但我国玉器的起源,应当比这更早。玉器脱胎于石器的母体,远远超越了石器。最初只是小玉块钻一孔用作垂饰,或象磨制石器一样,磨成玉制武器或工具。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玉器才有雕刻花纹或磨得光滑的制品,器形也比较大,比较复杂,可算作工艺品。以磨制石器为主要标志的新石器时代,加工玉石器的技术是相同的。制石技术由打制发展到磨制,经历了数千年,制玉技术大致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二者在使用技术和工具上可能完全相同,但玉器除实用外,还有其他的需求,因而在技术要求上比制造石器复杂。玉器不仅要求光洁度比石器高,有的还要镌刻各种花纹图案,这是出于人们审美的需要,是非实用的艺术装饰。这在石器上很少见。

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具有实用价值的有玉斧、玉铲、玉刀、玉戈等生产工具和武器,用作装饰品的有玉环、玉球、玉镯、玉璜、玉玦、玉珠、玉管等。此期玉器简单素朴,薄厚不一,造型不规则。到了晚期,玉器才逐步脱离石器,在技术和艺术上走上独立发展的历程,并为后世玉器工艺的发展与提高奠定了社会的、技术的基础。

随着青铜器的使用或金石并用,生产工具有了很大改进,社会生产力得到提高,物质财富的增殖和积累,促使了阶级的形成和国家的出现。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历史还未完全为人们所揭示,有待进一步研究,故其玉器情况迄今不明,只好暂付阙如了。

商代奴隶制极其发达,奴隶已被投入各种社会生产和生活领域。随着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内部有了较细的分工,制玉工艺已从石器制作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同时,商代的奴隶们又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青铜工具在制玉工艺中的应用,使琢玉技术显著提高,制玉用具逐渐以青铜取代石器。

殷商玉器与原始社会玉器有明显变化,商代早期的二里头文化所出的玉戈、钺、铲、圭、琮、刀、璜形玉等,其造型、雕琢、钻孔、抛光等方面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至殷墟玉器,人物、动物、神瑞等玉雕大大增加,工艺精进,并有很多新的突破,创作了不少精湛的作品。这时的玉器已转为赏玩之用,大多作为工艺品。殷墟妇好墓出土七百五十五件玉器中,仅装饰性玉器就超过半数,多于礼器、仪仗、工具、杂类的总和,这说明商玉的社会功能已发生较大变化。

殷墟玉器种类很多,据不同形制和用途可大致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用具、装饰品、艺术品以及杂器等七类。用作礼器的有大琮、组琮、圭、璧、环、瑗、璜、玦、簋、盘等;供仪仗用的有戈、矛、戚、钺、刀等;属生产工具器形的有斧、凿、锛、锯、刀、纺轮、铲、镰等;日常生活用具有臼、杵、梳、耳勺、匕、觽等;装饰品的数量最多,有佩带饰物、笄、钏、坠饰、串珠等。艺术品较少,妇好墓所出的一件玉龙、二件玉虎、一件怪鸟都是上好的艺术品。杂器有、玉链、玉琀等。

玉雕是殷代的重要手工业之一,从殷墟玉器的造型设计和艺术风格等方面考察,其成就并不亚于殷代青铜器,只是过去由于资料的缺乏,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青铜文化之上,而对与之并行和相互影响的玉雕艺术很少研究。殷墟玉器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殷代广大玉雕艺人的高度智慧和创造才能。这些玉器的发现,不仅使我们对殷代玉雕艺术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而且对研究我国玉雕史、艺术史以及殷代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有关问题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周王朝是继殷商之后的一个强大奴隶制国家,农业、手工业都很发达。周朝统治者注意总结商代灭国的教训,将奴隶社会的各项制度和措施加以整顿,使之条理化、规范化,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就玉器而言,由于周朝重要法规《周礼》中赋予玉以德的理想和内涵,周玉离开了殷代玉器发展的轨道,向礼仪性玉器方向发展,并开辟了玉器的“道德化”、“宗教化”、“政治化”的新时代,奠定了后世以《周礼》为古玉研究的理论基础。

周代重玉之风极盛,祭祀时兼用玉器,宴享只用铜器。由于玉器的世俗化、道德化,白天子以下,人人都佩玉。周代用玉范围之广、重视玉的程度、选用玉的要求和制玉的技术都超过以往。周代不断改进琢玉技法和造型设计,着意加工修整和抛光,使器物日趋美观。在做工方面,除继承商代双勾线外,还出现了粗犷的一面坡线,往往做成睛、耳、口、身、尾等的外轮廓,使造型清晰,简括有力;细部多用阴线或平行阴线,比较强调在磨光的平面上用阴线突出其粗细曲直的对比、变化,减少了器身的起伏层次。这是西周玉的特点。

持续五百余年的春秋战国时代,由于铁器取代青铜工具,广泛用于生产,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并影响到社会制度的变革。这一时期,实质上是落后的奴隶制瓦解,先进的封建制度孕育成长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几个政治经济中心并存,在文化与学术领域中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崭新局面。秦、晋、燕、齐、楚、吴、越、巴蜀等多种地方文化,相互竞争,共同繁荣,为中华民族统一文化的成长奠定了坚实基础。玉器出土情况也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玉器手工业到春秋战国时代发生了转折性变化,玉器制作精致非凡,在古代玉器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春秋就其社会形态来说是一个过渡时期,反映在玉器工艺上也同样具有过渡色彩,仍然继承了西周青铜器上的葵龙、凤或幻想的变形禽兽等纹饰图案,但已出现精雕细琢的崭新风格。到战国时代,玉器上的动物题材所占比重增多,技艺精巧,将食肉动物的凶猛性格和机警感觉深刻而生动地表现出来。

春秋战国祟尚“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说教,故当时盛行种类繁多的佩玉。这种社会习俗对玉器工艺的发展有一定影响,这就是佩饰玉器的简便化、小型化,以及刀剑、革带用的玉器问世。刀剑用玉始见于春秋而盛行于战国和两汉,春秋战国常见玉器有琮、璜、璧、镯、环、剑饰、佩饰等,其中以玉璧和龙形佩饰最多。此外还有玉带钩、玉玺以及各种葬玉等。

秦灭六国,建立了空前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汉承秦制,实行休养生息、提高生产的各项政策,巩固和发展了统一强盛的封建制国家。此期出土玉器,件头硕大,雕饰豪放,品种繁多,技艺精湛。这时统治阶级在社会礼仪、日常生活中更加广泛的使用玉器,并逐渐形成崭新的时代风格。两汉玉器对以精致著称的春秋战国玉雕艺术是一次重大突破,对后世玉器有着重大影响。

西汉继承春秋战国器形特点,变化不太大。东汉由于交通方便,新疆软玉源源流入中原,琢玉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器形玉璧、玉环、鸡心佩、剑佩、带钩和玉蝉等外,各种用于殉葬的“明器”和各式容器、玩赏品大量出现,同时也大量出现用以“辟邪厌胜”的器形,而且各种器形和纹饰多有摹拟神话故事的,富有神秘色彩。

魏晋南北朝因受乱世薄葬的影响,向来玉器出土极少,所以其发展面貌不甚明朗。从零星出土的玉器如玉琀、玉璧、玉带钩来看,与汉代没有多少变化,几乎难以鉴别。其雕工有的尚精,有的显得粗放,玉质更不及两汉那样莹润。

隋唐时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对外交往密切,长安成为国际性都市。这时的手工业极其兴隆,手工艺品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但此期玉器出土甚少,现在知道的不过玉杯、佩饰、带扣、带板、玉簪、衮册等很少几种。唐代玉器和器形与汉代和魏晋南北朝的风格不同,大量出现花鸟、人物饰纹,器物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有实用价值的杯增多,并出现新型饰件和表示官阶高下的玉带饰物等。

南北宋、辽、西夏、金及元代玉器,是在唐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代以来用.于实用和装饰的玉器占据重要地位,在社会上广为传播,与祭器典章文物相对而言,被称为“玩物”,这些玉器的碾琢水平也很高。由于南北割据和受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在玉器上反映出民族和地方特色。两宋玉器,以龙凤呈祥图案为多,因受工笔画影响,所以非常重视神态。宋代不仅工商繁荣,贸易发达,而且道教盛行,理学泛滥,这也对玉雕产生影响,以神龟、仙鹤、龙凤等为题材的玉雕就是当时这些社会思潮的反映。西夏、辽、金、元玉器则以花、鸟、虎、鹿和鱼水纹饰为主,而且以佩饰和嵌件较多。实用品有杯、洗、带板等;以鸟、鱼、兽等为题材的工艺品增多,对玉器的碾琢融入了本民族的生存意识和乡土感情。

明代的生产力有很大发展,城市手工业、商业繁荣,玉器制造也相当发达。这时玉雕的趋向是进一步走向世俗化。明代程朱理学泛滥,道教以及民俗信仰深入民间。人们要求社会安定,祈求神灵保佑,以获得今世的荣华富贵。这种社会要求反映在工艺领域就是吉祥图案大为盛行。明代玉器的吉祥图案有八仙、三星等神仙,寿、喜等文字,桃、灵芝、梅、竹、兰、鹿、鹤、鸳鸯等动植物,以及龙、凤、螭虎、角端等瑞兽异禽。吉祥图案有时成为主题图案,有时做装饰点缀,表现出吉祥图案的普遍性与深入性。

明代因喝茶饮酒之风弥漫,致玉制壶杯出现,并与日俱增,此种玉雕最富于时代感。同时,继宋之后,明代艺术仿古之风逐渐形成,影响到玉器生产上仿古玉昌盛。仿古玉滥觞于宋,盛行于明清,主要以青铜器和古玉器为祖型加以改造琢成。

明代书法绘画艺术进一步影响了工艺美术的发展和提高。此时,玉器工艺也或多或少受到文人画的某些影响,碾琢写意山水和诗句、款识。这种反映文人趣味的玉器,前代是不见的。玉器与社会文化生活的关系也日臻密切,文人在书斋作画、书写,往往也使用玉制文具或以玉做陈设装饰。

明代统治者为巩固其封建统治,沿袭旧制在冠服制度上用玉来标志等级贵贱。与前代不同的是:系在官袍上的带板用玉数量增加,皇帝、公、侯、驸马和一品文武官员的革带均以玉板做装饰标志。

明代玉雕具有时代风格,刀法粗犷有力,出现“三层透雕法”,镂雕十分精细。北京、苏州、扬州是当时的三大玉琢中心。宋应星《天工开物》认为:“良工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苏州的玉琢工艺在当时被推为全国之首,对明代玉器工艺的发展和提高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明代中期以后,玉琢技艺发展更快,出现了不少琢玉大师,以陆子冈最为有名,由他琢制的玉器,称为“子冈玉”。但明代玉琢在碾磨细研这最后一道工序上,存在“求形不求工”的现象。

清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它对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巩固做出了很大贡献。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玉器得到了空前发展,形成了我国古代玉器史上的最高峰,在玉质之美,做工之精,器形之众,产量之多,使用之广等方面,都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玉器所不能媲美的。

清代玉器生产在清初至乾隆甘四年这百余年内,由于受到玉材来源困难的限制,发展极其缓慢。这一时期玉器的作工与明末相似。乾隆时代玉器在此基础上成长发展,从乾隆二十五年进入全盛时期,经历了半个世纪,又转向低潮,以至衰落,随着清王朝的覆灭,我国古代玉器的历史也宣告结束。

乾隆时代玉器是清代玉器的代表,可概括为仿古玉和时做玉两大主流,此外还有仿痕都斯坦玉。仿古玉,一种是仿古彝,即仿商、周青铜器的造型、花纹;另一种是仿汉玉。时做玉器,其形制多种多样,图案、做工均极其丰富多彩。仿痕都斯坦玉的兴起,是由新疆地方大吏搜罗痕都斯坦玉器进贡内廷,得到乾隆皇帝欣赏并下达旨意之后开始的。痕都斯坦玉也称为印度玉,西方称为莫卧儿玉,具有阿拉伯风格的造型和花纹。其特点是“水磨”,抛光强烈,器薄如纸,乾隆皇帝御制诗中有数十篇赞美痕都斯坦玉器的精湛做工。

乾隆时代的玉琢水平达到高峰,远远超过了元代和明代。这一时代的能工巧匠继承和运用了历代琢玉工艺的优秀遗产,借鉴绘画、雕刻、工艺的成就和外来影响,创造与发展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的玉器艺术。由于玉器的质地,在我国民族历史上一向受到重视,所以出现了玉有五德、九德,甚至十一德之说,这些说法虽然出自儒家,但实际上是人们从观察玉质的直观感觉出发,引申附会,与社会道德观联系起来,成为玉器发展的精神支柱和传统力量。到乾隆时代,这一倾向有了更大发展,用大块头的玉料碾成各种雕琢简练而又能显示玉质美的器物,这种形体丰硕的陈设性玉器,未见于前代,这不能不说是君临中华的满族统治者以及当代玉匠把传统的玉材观,充分地加以发扬光大的硕果。总之,乾隆时代玉工出色地完成了集历史遗产之大成而创新的重任,碾琢了丰富多彩的杰出作品,为我国古玉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纵观我国古代玉器的流变过程及其各时代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制玉历史悠久,用途广泛,形式繁多,质地莹润,碾琢精湛,风格独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在世界玉器工艺领域中独树一帜,充分表现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作为我国古代玉器史重要组成部分的传世古玉,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和艺术瑰宝,象一颗明珠那样永远放射着灿烂的光芒,照耀着正在蓬勃发展中的现代玉器工艺的宽广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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