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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邮票为何“有龙无人”?

核心提示:细心欣赏清代邮政各套邮票,您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所有邮票图案中都没有一个人像出现(不论是帝王或平民);大多数票图案主体是龙,其次是吉祥物,即使最后一套的《宣统元年》纪念邮票,也以天坛祈年殿的照片图,...

细心欣赏清代邮政各套邮票,您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所有邮票图案中都没有一个人像出现(不论是帝王或平民);大多数票图案主体是龙,其次是吉祥物,即使最后一套的《宣统元年》纪念邮票,也以天坛祈年殿的照片图,没有人像。可以说,清代海关邮政与国家邮政所发行的邮票,邮资明信片,快信票的图案都 是“有龙无人”的。究其原因,就是当时的邮票设计忠实的地,严格地遵循了“以龙代人”的原则。 徐洪先生大作《浅淡黑便士对中国大龙邮票的影响》,提出了“邮票比较”中一个很有兴味的课题,值得我们共同深入探讨。 英国的黑便士邮票可称为后来世界各国“地区”发行的邮票的典范之作。它确立的邮票“三要素”(铭记,面值和主题图案)一直是各国严格遵循的规范,直至今天仍然适用。它的票形,票幅,防伪手段(字母编码,水印,精密的雕刻技术),邮票设色,边纸片利用,面值设置,背胶……,都完美地配合了“预付邮资”这一邮政制度,大大推动了人类信息交流和文明传播。黑便士邮票之所以成为各国(包括中国)邮票设计,印刷,发行的典范,最根本一条,就在于它是具有最广泛的“邮政适用性”。 为什么中国清代邮票基本上以龙为主图?为什么“有龙无人”?为什么高面值邮票大多采用黄色基调?……要回答这一系列“为什么”,心须从中国古老悠久的传统文化(王权文化,民俗文化,美学哲理)作深层次的、符合史实的探析。 根深蒂固的“朕即真龙” 在中国,“龙文化”可以追溯到近一万年前上古的“龙图腾”崇拜。象征远古氏族社会的三帝——夏禹是水龙,祝融是火龙,黄帝是黄龙。黄龙是位居中央的最高权力象征,属土,色正黄,这成为历代封建帝王观念的定位。封建帝王宣称“朕即真龙”——龙体,龙颜,龙种……,他们的衣、食、住、行完全包围社龙的装饰之中。帝王的龙袍是禁止使用的。清室明文规定:亲王以上可“绘画五爪金龙及各色花草,”郡王以上“绘画四爪之蟒”而不能画龙。至于公,候以下至平民百姓,如果“使用违禁龙凤纹”,则要受到“官司民各杖一百,徒三年”的严厉处罚。陈志川在《说龙》中指出:“按龙为我国古来理想中之灵物,谓能兴云雨而利万物,故历代帝王,视为国之祥瑞。清制沿袭,用为国徽。故邮票上亦以龙为图案。吾人通称第一次票为大龙票,今人有仍称邮票为龙头者,即由于此。”陈志川的诠释是较为中肯、合理的。 1922年2月22日,绵加义在上海邮票会发表演讲,对邮票上的“龙图案”作了详细的阐释。他认为:大龙邮票是“中国之谜”。 “谜”之一,就是大龙邮票的设计者是谁?创作构思经过是怎样的?没有留下一点明文字档史记载。但有一点可以不用“待考”的:大龙邮票不是费拉尔设计,也不是马士设计的,这早已有定论,不是再以论传信论了。有人说,大龙邮票完全模仿了“上海工部大龙”的设计,这是似是而非的揣测。大龙邮票的设计方案不止一个,而是多个。其中有传说是“样子李”设计的“象驼万年青图,”“飞龙图”,“宝塔图”。而英国德.拉.律受委托设计的八个草图,大体是中心有阴阳图,两侧各有一条龙。可以说,第一套邮票的多个设计构思中,尽管图案各异,但基本上离不开“龙”,洋人设计也考虑中国“国情”。 如果看一看“上海工部大龙”(<图1>),就会发现这条是“洋龙”——龙的五官及角,均以简单的几何图形(三角形、圆形)来拼凑,云朵与波浪也是抽象的几何图纹,完全没有一点“中国龙”的味道。<图2>是大龙邮票的“龙”它与帝王绣服上的龙纹造像是何等酷似!与宋代以来陶瓷器皿上的龙图的风格也是一脉相承的。大龙邮票之“龙”是“上海工部大龙”无法相比的,完全谈不上“模仿”。至于“上海工部大龙”的文字布局,在黑便士邮票亦早已成型;即使没有“工部大龙”,大龙邮票的设计也一定会参考黑便士邮票的设计模式。 中国帝王肖像为何不上邮票? 徐洪先生的《影响》一文后加了一段编者按:“如果纯粹模仿,何不将慈禧太后的头像上邮票?据说当时确有此意,但慈禧不愿使自己的尊像被邮戳污染乱盖,因而否决之……”。我以为,这种“据说”未有正史可证,何况深居宫禁的老佛爷未必知晓“邮戳污染乱盖”。我们应循历史观念的沿革去理解方为正途。 已故邮票美学家苏连弟教授在其《中国邮票之美》中,有一段精辟的全析,转录如下:一般说来,人的面部特征呈现出各自的容貌,易于被人们辨认清楚,稍有不同,就会被发觉。黑便士的图案画面为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肖像,这就使它带有权威性,既容易为当时的人们所公认,又给试图伪造者带来诸多不便。印刷上选用的是当时最先进的雕版制相技术,邮票用纸则是特制的带王冠水印的纸张。邮票的设计是在悬赏征稿的基础上,由邮政改革的倡导者罗兰•希尔本人博采众家之长,亲自起草。原画和雕刻亦出自名家之手。所印女王头像作侧面观,这是从古希腊和埃及壁画及器物上的人物装饰手法上延续下来,目的是以西洋光影写真法作轮廓及解剖关系描绘的同时,还企图使人物形象在大小只有方寸的票幅上做到物征鲜明,形态逼真。这和各国民间剪纸皮影戏人物作侧面观的装饰手法是一致的。英国等世界初期邮票上所印作侧面观的人物头像的轮廓清晰,兼施明暗,又多是作为国家最高阶层权力代表者的帝王头像。(<图3>) 但从中国宫廷所藏历代帝王图像的描绘方式来看,却都是堂堂正正、端庄肃坐着的正面观的形象。以侧取形、由偏取势侧面或半侧面肖像都是不存在的。由于半侧面的肖像,会产生半边脸窄,另半边脸宽,或一只耳朵大,另一只耳朵小等绘画中的透视现象,这种随意而为之的角度,对描绘封建帝王的标准像来说,亦非所宜。当明朝万年历年间利玛窦来华时,曾带来文世复兴时期圣像的画法。至明末清初,西洋传教片来到中国的更多,善画者有郎世宁、艾启蒙、王致诚、安得义等。开始时他们曾用油画图绘肖像,时称“泰西画法”。据英国人S.W.BUSHELL的记述,惹尔氏第三曾派遣迈卡耐携带西洋绘画及其画法来受聘于中国朝廷,其中有素描人像数幅。朝廷诸臣初见其图逼真和阴影之强烈而感到吃惊,以为是勾魂摄魄之物。稍定下神来之后,遂纷纷发表议论,有的说这些画的暗部有此地方太黑,是一大丑点;又有人疑其暗黑是由于不小心染污,而不是故意画成的。(引《中国美术》,戴岳泽,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从这个小例子来看,以密线排列阴影光暗的雕刻板在清代邮票上设置人像显然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因为从当时雕版印刷的明暗对比效果上看,必然会出现较大面积的“不受光面”的阴影部分,而当时得中国人物画却习用白描勾勒、薄施淡衬的渲染法。所以无论是采用西洋透视法还是光影分面法,都不适于在邮票上表现那时的中国帝室皇族人物。于是清代邮票上以作为纹章图像的吉祥纹样来取代人物图像,遂成为必然的趋势。位居吉祥纹样首的诸龙之中,又要以“团花曲蟠”形式的“蟠龙”最富典型的代表性。 苏教授的分析,有确切的史实,有邮票制版的技术分析,有中西美术及欣赏习惯的比较,结论是“以龙代人”是合情合理的。 清代邮票设色的“玄奥”。 作为世界上第一枚邮票的黑便士,当初采用黑色印刷是没太多的考虑——没有“王 室专用色”。没有“象征色”。后来,发理在黑便士和蓝便士。而且,“邮票慎用大面积黑色”后来成为设计的一个“提醒”。 清代邮票的刷色却有苛严的考究——黄色成为主色,高面值邮票也印黄色。这与中国特有的“专用色”有关。(<图4>) 古人讲究“龙分五色”——东方青龙、南方赤龙、西方白龙、北方黑龙、黄龙为五色龙之首,守土,居中央。隋朝时已正式规定以黄为皇权代表色。色彩的使用赋予了严格的等级观念,《礼记》规定:“楹,天子丹。诸侯黝,大夫苍”。所以。从周朝以来,宫殿大都选用红色。 紫禁城的结墙瓦就大用玄奥。在所有色彩中,黄(金)色为最尊贵,在五行中代表中央,明清时明文规定,只有皇帝的宫室、陵墓建筑及奉旨兴建的坛庙才能准许使用黄色琉璃瓦;亲王、郡王等高级贵族住宅只能用绿色盖顶;蓝、紫(青)等色为官宦之家所用。 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忆述“……每当因想自己的童年,我脑子里便浮起一层黄色;琉璃瓦顶是黄的。轿子黄的,衣服鞋帽的里面、腰上系的带子、吃饭喝茶的瓷制碟、包盖稀饭锅子的棉套、裹书的袱皮、窗帘、马缰……无一不是黄的。这种独家占有的所谓明黄色,从小把我独尊的自我意识埋进了我的心底。给了我与众不同的“天性”。由此可见一斑。 在大龙邮票中,一分银青绿色,三分银票朱红色,五分银票藤黄色。黄也是蟠龙邮票中高面值(五圆)的票面主色。在万寿票中,黄为三分,五分银票两的设色,以示“三五之尊”。在《宣统登极》票中,二分面值以绿与明黄相配,三分面值以蓝与明黄相配,七分高面值则是以紫与明黄相配,全套三枚是以明黄为主色调。 洋人对邮票设色的观念则实用为主。1896年9月16日赫德致葛显礼函中说:“选择什么颜色以我来说并不重要,但是我认为蓝色不合造;黄色不是漂亮。你(当然和费拉尔先生一起)可以考虑采用你认为最全适图案而且最好看的颜色”。由此可见中西方的审美差异是受时代、历史因素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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